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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之所以同意住进远离江津、nba投注地处山

来源:http://www.ricardocortezcruz.com 作者:nba投注 时间:2019-09-24 20:21

字画为介,建立友情 杨鹏升,四川渠县人,小陈独秀21岁。青年时在渠县街头以卖字、刻章为生,后因机缘巧合被四川军阀杨森、李家钰等发现并资助他就读北大,后留学海外。 在北大就读时,杨鹏升就喜欢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他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与李大钊、胡适、高一涵也有交往。五四运动前夕,经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杨鹏升师从陈独秀。陈独秀非常赏识这个四川娃,两人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回到上海,杨鹏升则再度留学。杨鹏升留学归国后,便投笔从戎,成了一名国民党的军官。一个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一个是国民党的军官,虽然两人走的道路不同,但生活情趣、爱好比较接近,彼此在心中都给对方留有一定的位置。 “一·二八”淞沪会战时,杨鹏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率部英勇抗击日军,爱国之心深得陈独秀的赞许。再加上相似的爱好,两人的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 杨鹏升对书法、国画、金石及园艺皆有造诣。同时,他与齐白石、徐悲鸿、刘开渠、张大千、郭沫若等都有深厚情谊,谦称是他们的“门下”。陈独秀对他的精湛艺术很欣赏。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心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给朋友写字或写信,常常盖上“独秀山民”章。这枚章被陈独秀视为珍宝。他曾对杨鹏升赞赏地说:“鹏升,你刻的四字章,把我家乡那座独秀山的秀气挺拔之势,以及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全部精雕细刻其中了。” 杨鹏升的夫人包和平是满族人,原为杨家丫头,杨因结发妻不育,后纳其为妾。杨夫人身材高大,稍胖,但不失文静、贤淑,擅长国画,为女中一秀。陈独秀常写条幅,请她作画,或者由包和平作画,请陈独秀题字。他们交往中,不谈政治,只谈字画和友谊。 八七会议后,陈独秀便离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领导岗位,他心情郁闷,加之又要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骚扰,因此便把很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用在研究中国的文学艺术上。正是在字、画等文学艺术的“撮合”下,陈独秀与杨鹏升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成为忘年交 1938年武汉沦陷,杨鹏升调往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陈独秀也于这年秋隐居四川江津鹤山坪。两人交往更加频繁,他们相互交流,索要字画、印章、拓片等。同时,杨鹏升在经济上仗义救助穷困潦倒的陈独秀,金钱少则三百元,多则上千元,物品则有银耳等滋补品。 1939年,陈独秀身体不适,准备去重庆看病。他于12月30日写信给杨鹏升;“告日内拟往重庆就医,或住渝三星期,并寄《告少年》一篇。”1940年2月,陈独秀再函杨鹏升,告知他“已于6日由江津起身来渝,住宽仁医院”。杨阅后,即托章士钊从重庆转给陈独秀三百元汇票,让陈独秀作为住院医疗费用。陈独秀收到这三百元之后,于2月26日致信杨鹏升,说:“顷行严兄由渝转来16日手书并汇票三百元一纸,不胜惶恐之至!此次弟留渝二星期,所费有限,自备差足,先生此时想必亦不甚宽裕,赐我之数,耗去先生一月薪金,是恶乎可……” 陈独秀与杨鹏升的互相体谅与关怀,着实让人称羡。那时,杨鹏升一家老小二十多口,全靠他一人供养,每月开销至少五百元,经济上也不算宽裕,多亏了他夫人包和平会当家理财,加上她通情达理,内心也崇拜陈独秀,这才慷慨解囊,仗义救助隐居江津、处境极其困难的陈独秀。 有时,杨鹏升是从陈独秀来信中知道他经济困难,每当这时,杨鹏升就会随时设法给他寄钱去。1940年后,大批难民避难江津。人口的猛增,引起弹丸之地的江津城物价尤其是粮价暴涨,鹤山坪的大米涨到每升三十余元,县城的大米更要高出一两倍,这使得贫病交加的陈独秀生活更加窘迫,日子难熬。 1941年11月22日,他在致杨鹏升的信中说,他家“每月生活费可达六百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不得不靠“典当度日”。杨鹏升接信后,与夫人商量,先后寄给陈独秀两千多元。杨鹏升知道陈独秀“无功不受禄”,有时就以向他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甚至要他为自己的父亲写墓志等为由,或者以某先生托转之由,分期分批地给他寄钱,接济陈独秀,就连陈独秀用的信笺、信封都是杨鹏升提供的。陈独秀心中也有数,有时他以写条幅,或赠其作品如《中国古史表》《韵表》和《告少年》诗作以相谢。他曾几次写信问杨鹏升,托转寄两千二百元钱的“某先生”是何人?杨鹏升一直避而不答,被迫问得紧,无奈只好作答“某先生”为“晋公”,但“晋公”究竟是谁,在陈独秀的心中一直是个无法解开的谜……

本文选自北大出版社新出书《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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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本文作者吴孟明为其甥孙。

陈独秀晚年客居距四川江津市区30多里的石墙院。他坐了蒋介石的五年牢之后,因抗战爆发而出狱。在暂住南京期间,蒋介石派陈立夫、陈果夫请他出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还要求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产党,并供给十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均遭陈独秀拒绝。这时,老友胡适从美国写信来力邀他去美国,说一家图书公司请

  

他写自传,也被他婉言谢绝了。他认为,在国难当头之际,跑到美国去写自传赚钱,拿共产党人鲜血染红的旗帜炫耀自己,那无异于亵渎和背叛。此时他先后寄居傅斯年家和陈钟凡家,靠朋友资助度日,后又拒绝了托派要他到上海的请求,乃偕夫人潘兰珍赴武汉。在武汉期间,董必武曾受中共之托探望陈独秀,争取他到延安,并提出三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要他作书面检讨,陈不同意,“我不知道过从何来,奚有悔”。“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谁无过还在未定之天,不写,有什么过可悔?”他既拒绝了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又拒绝作检查才能前往延安,从此走向了茫然惆怅、穷困潦倒的漫长之路。1938年7月,陈独秀从武汉辗转长沙来到重庆,遇见同乡、同学邓季宣,经他又认识了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邓蟾秋仰慕陈独秀之名,邀请他来到江津县,经过一番波折,最后定居于清朝拔贡杨鲁丞家——石墙院。

我的舅祖父陈独秀在北京大学那几年,我还没有出生哩。直到1938年6月,日寇已逼近南京,我和祖母(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才从安庆老家避走武汉与多年未见的舅祖父会合,一同乘船入川。船停重庆朝天门码头,有他昔日北大的学生和高语罕等迎接,并为他接风,当时还有张恨水等乡友;后因重庆生活费用昂贵,陪都又是国民党政要和一些他不愿意与之纠缠的人聚集的是非之地,渐渐敌机也来骚扰了,遂又举家迁往江津定居。那时我已经记事了,直到陈独秀在江津去世,共四年之久,也经历了许多事情,有些则是在家听说的,有些是以后知道的,我只能合在一起,说一说关于陈独秀的事及其与北大的情结。

说来凑巧。陈独秀流落重庆期间,偶尔在地摊上发现了一本杨鲁丞所着《皇清经解》抄本,很有兴趣,出钱买下。到江津定居后,一次在某馆喝茶时和邓燮康提起此书,邓告诉他,杨鲁丞就是江津人,在江津很有名望。陈独秀说:“我花了两天时间,反复看了几遍,写得不错,有价值。”邓又告诉陈独秀,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丞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不欣赏他的作品,还批了“乱杂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丞没完成全稿就去世了。陈独秀应邀答应为之整理,就这样住进了石墙院。此时石墙院主人是杨鲁丞后人杨明钦。陈独秀住在大院平房右侧一个小院,四间房子。陈独秀之所以同意住进远离江津、地处山坳的石墙院,除整理杨鲁丞着作外,主要是为了有个安静的落脚点,便于整理他在狱中就着手着作的《小学识字教本》。正如他入川后一首诗中所说:“除却文章无嗜好”。《小学识字教本》,从字面上看容易误解为一本粗浅的儿童识字课本,其实不然,它是拥有中西文化很高素养、特别是国学雄厚基础、博古通今的陈独秀最后一本学术力作,是总结我国几千年和他几十年来文字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我国历来所谓“小学”,就是研究文字的学问。此书名为“教本”而非“课本”,一字之差,是有其用意的,这是有意为中小学教师普及国民文化教育提供教学蓝本,学术性虽高,但目的还是在于实用。此书完成后,稿件送审时,有关部门认为“小学”二字不妥,要陈独秀改书名,陈说“一字不能动”,把预支的两万元稿费退回去了。此时的陈独秀已贫困交加、生活拮据,多么需要一笔钱度日,可他硬是退还这笔稿酬,这就是陈独秀的性格。

陈独秀落脚在石墙院,生活一方面靠朋友馈赠,北大学生会是经常支持的,另方面靠卖文、卖字。他的诗、文、书法都属一流。夫人潘兰珍为生活所迫,避着陈独秀典当了首饰,连柏文蔚赠给他的皮袍子也当了。为了补贴生活,在院墙后门外空地种过土豆。陈独秀还被小偷光顾过。小偷可能以为很多名人来拜访他,一定是个富户,谁知家徒四壁,小偷偷走了衣物、《小学识字教本》手稿和印章“独秀山民”。因陈独秀始终是在国民党特务监视下度日的,当地警察很快破了案,唯文稿和友人送的印章没有追回,陈独秀非常痛心。当友人前来安慰时,陈幽默地说:“这窃贼也真风雅啊!”石墙院为三进,中间以天井隔开,这天井大约200平米,青石铺地,四周有雨槽,第三进正面是三间大屋,有左右耳房,自成小院,陈独秀就住在右侧耳房。卧室是一间10平方左右的小屋,房前留下敞开着半个“厅”,仅容一桌两凳,是陈独秀吃饭的地方,院的右侧两大间,大门有一大排隔栅,是陈独秀写作和会客的地方,小院中间有一个长方形花坛,中间有玉兰一株,为陈独秀所植。

陈独秀去北大,缘起于1916年11月为亚东书局招股事与汪孟邹去北京筹款1917年陈独秀致胡适信,见《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据沈尹默在回忆中说,是“陈独秀为与汪原放合编一部词典到北京去筹款的”。应非此行的主要原因,或沈的回忆不完全确切)。陈到北京住在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房间汪孟邹日记,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此时蔡元培夫子正接长北大,立意要改变旧北洋大学沿袭下来的种种陋习。尤其文科更是官僚王孙子弟盘踞之所,他们在学校还随身带着差役,不以求学为事,声色犬马,乌烟瘴气。锐意改革的蔡元培校长,便首先着眼于文科,适此时沈尹默、汤尔和都力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沈尹默在回忆中说:“蔡先生来北京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相逢,大喜。……我回北大后,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求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沈尹默:《我和陈独秀》,原载《五四运动回忆录》,转引自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编《陈独秀研究资料》一辑,1981年1月。看来此事初未获得陈的应允。而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又说:“我到北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的情形。他说‘文科预科(按:当时沈尹默正负责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按:即《安徽俗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蔡元培:《我在北京的经历》,载《蔡元培全集》。这样看来,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既有沈尹默,也有汤尔和;他们都是挚友,而汤尔和又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同学,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领导人之一”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41页。。但我认为更直接的是汤尔和,在1935年12月23日胡适致汤尔和一信中曾说“……孑民最敬重先生……”,沈尹默也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及“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文史资料辑》第六十一辑,第236页),可为佐证。其实,如上所述,蔡元培与陈独秀相知,亦绝非仅因汤尔和的引介;早年为反对满清,他们计划炸满清大臣,在上海试制炸药时,蔡、陈便是志同道合的“同谋”了。

陈独秀住在石墙院,虽远离城市,交通又不便,但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有县长和当地名绅,还有已做了大官的学界名人傅斯年、罗家伦。至于陈的老友高语罕、邓仲纯等安徽老乡、北大同学,江津名流,就更多了。陈因坐过五年牢,到处奔波,生活不安定,此时年纪已大,心情又不好,吃饭早一顿晚一顿,热一顿冷一顿,致患有胃病、高血压、心脏病等。其间生病多由邓仲纯为他义务诊治,其他医生也为他义务治过病,有时则利用民间草方。1942年5月23日,曾代表陈独秀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包惠僧来探望陈独秀(一说来探望的不是包,而是包的夫人夏松云和张国焘夫人杨子烈),老友重逢,他非常高兴,中午吃了四季豆烧肉,引起胃病复发,潘兰珍延请好几位医生医治无效。当陈独秀生病卧床之际,中共驻重庆国民政府代表周恩来,在辛亥革命元老安徽人朱蕴山陪同下,探访了陈独秀。《成都晚报》吴塘的文章,对这次访问有详细记载:周恩来在朱蕴山陪同下,一走进石墙院,一股凄凉萧索之气向他袭来,不禁一阵心酸。走进房门,只见陈独秀手捂着胃,停坐在一张木床上……周恩来亲切地问道:“独秀先生,久违了,你好!”朱蕴山接着说:“独秀先生,恩来在百忙中,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陈独秀说:“恩来、蕴山,你们好!你们来看望我陈某,不胜感激。”陈独秀费力地要支撑起来。周恩来走到床边与陈独秀握手,说:“独秀先生,你就靠着,不要起来。”陈独秀握着周恩来的手,心头一阵潮涌,不禁眼睛模糊,往事涌上心头。

再说陈之来北大,汪孟邹在当时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12月26日,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然,令人起敬,吾国惟一之人物也。”又回忆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也回忆说:“我们听了议论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5、36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在蔡的多次造访中,陈起初回绝,因为他正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经蔡一再恳请,并说“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好了”,又说办报办学同样都是为唤醒民众、启发民智,这样便同意到北大来了。1917年1月13日,蔡校长布告:“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据当时哲学门学生冯友兰回忆,蔡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就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319页。。这也部分地说明了《新青年》和陈独秀在当时青年学子中影响是很大的。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周恩来此次拜访,仍继续劝说陈独秀,希望他放弃个人成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到延安去。陈独秀说:“李大钊死了,延年死了,……除周恩来、毛泽东,党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了,我也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又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我何必弄得大家无结果而散呢。”陈独秀还是老脾气,是直言不讳的。毛泽东始终不曾忘记过这位“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再三讲过,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而王明、康生之流不断在延安《解放》周刊施放暗箭,造谣中伤陈独秀是日本人的走狗,每月从日本人那里拿300元津贴。

陈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蔡先生出长北大后发出的第一号校长室通告宣布的。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他们的“理由”之一,是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也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作者按:陈独秀早年即从事训诂音韵方面的研究,宣统二年就连续发表了《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著《字义类例》出版;后来陆续发表了《实庵字说》(连续发表于《东方杂志》)、《荀子韵表及考释》、《古阴阳入互用例表》、《中国古代有夏声母说》、《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科锺江中之古韵考》(后部分汇为《陈独秀音韵论文集》在中华书局出版)及最后的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此书梁实秋在台湾曾出版(1971年)。。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红楼旧录之一)》(述直记录整理),见1983年6月4日、18日、25日《团结报》。又说:

nba投注,陈独秀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向跟随他多年的北大学生何之瑜交代:“我死之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并说:“小儿松年早已分居独立,夫人家中无亲人可依靠,放心不下,请你务必多多关照。并要嘱夫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我在南京狱中,朋友赠我的五个显德四年古瓷碗,留给兰珍。后事料理后,稿费如有多余,也留给她一部分……”话未说完,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与世长辞,时在1942年5月27日晚9时40分,享年63岁。当时除夫人潘兰珍、三儿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璋、长瑜、侄孙长文等亲属外,尚有包惠僧、邓仲纯、何之瑜在侧。陈独秀去世后,衣裳、棺木与墓地等均由邓蟾秋、邓燮康赞助,社会各方多有支持,捐赠和赙仪总数为33750元,支付38753.01元,超支5000元,由北大同学会拨付。

陈先生任文科学长后,没有授课,专心致力于教学改革,他在校务会议上多次提出改革学制,修改课程的建议,见识卓著,但开始颇有些阻力……而蔡先生对陈先生却极为尊重,对陈的倡议和言论极力支持,不稍加干涉。陈先生负责文科改革,分成了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先后延聘了许多著名教授,济济多士,盛极一时;课程也有较大改进,不但必修课增加,还开了新的选修课。像李大钊先生开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陈先生改革教学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使北大在思想界、学术界居于领先地位。……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和我等各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陈先生不只是号召青年行动,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五四后不久,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按:此即《北京市发宣言》,上半为中文,下半是英文,系胡适所译。。那天,当他从香厂新世界游艺场屋顶向下撒传单时,被侦探发觉了,他走到天桥就被逮捕了。陈先生被捕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大事件。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4、2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陈独秀灵柩于6月1日下午1时30分安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康庄,此地也是邓蟾秋捐献。出殡之日,陈独秀亲属和双后小学学生百余人随行送葬,从鹤山坪到康庄30里,两旁站立许多人送葬,有人放鞭炮以示悼念。其间发生了一个小插曲,送葬队伍正在肃穆中缓缓而行时,来了两个陌生人找到邓燮康加以盘问:“在这国难之秋,你带头为中共之父送葬,是什么意思?”邓反击道:“我不管他是啥子党,啥子派,一个爱国者客死于此,我敬仰他的人格和道德文章,身为本地士绅,不忍看他陈尸于室!”陌生人厉声质问道:“你们组织了这么多人,放鞭放炮,大张旗鼓,是不是想再来一次小小的‘五四’运动?”邓冷嘲道:“这么说来,你是害怕‘五四’运动吧?”想想看,那一刻,“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就躺在棺材里,他死了,他再也不能呐喊了。而被“五四”运动启蒙的中国竟然感觉不到他的死,没有人高喊“陈君至坚圣高的精神万岁”了。陈独秀曾无奈地说过:“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这正是陈独秀一生的悲剧和忧思所在。同时,江津各界人士还在国立江津九中高三礼堂举行陈独秀简朴肃穆的追悼会,参加者有安徽同乡和本校学生,没有花圈,没有鲜花,没有青松和翠柏,只有陈独秀遗像放置在礼堂主席台桌子上,两边摆着几副纸书的挽联,其中三副:

接下来我要说说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的事。1919年的北大,蔡校长已面临汹涌学潮和北洋政府内外双重压力,连北大当初拥护陈的几位教授也认为留陈独秀对蔡元培、对北大(也许还有他们自己吧)都会不利,社会上一些小报也配合着制造许多诽谤陈独秀的谣言,连胡适后来在致汤尔和信中也说:

纵浪人间四十年,我知我罪两茫然;

我当初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说,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1935年12月28日致汤尔和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是非已付千秋论,毁誉宁凭众口传。

当时蔡校长处境确系两难,于是就有了三月二十六日夜晚在汤尔和家中举行的小型商谈会,商谈陈独秀去留的事。参加会议的有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蔡元培等人,不知为什么胡适没有出席,是不是顾忌胡适可能会与蔡校长一同挽留陈独秀?这当然是猜测。会上汤尔和、沈尹默极力主张不能留陈独秀,蔡元培校长原要挽留的,然汤尔和等极力引用小报上的种种诽言,声称此为堂堂高等学府所不能容。蔡不得已,乃废文、理科学长制,设教务长,统由教授会领导,陈独秀仍为教授;这明明是针对陈独秀的一招,汤、沈、马知道这样陈独秀定会愤然离去的。这次会议的一些情节,是胡适的部分日记公开后才为世人所知的。胡适还在致汤尔和信中责怪汤:“三月二十六日那晚的会议,陈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91页。可见,胡适虽是陈独秀的老友,但毕竟还不是真正了解陈独秀。

言皆断制,行绝诡随。横览九州,公真健者!

陈离开北大以后,几次被捕,也都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一批北大人的抗议、声援和关注,关押在南京监狱期间,很多北大旧友和学生都先后去探监看望,如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北大友人给陈独秀的信,也常由他转交,虽然他当时已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陈公博、陈钟凡等,按任建树兄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六十人。陈被释放后,拒绝国民党丁默村的邀请,宁可在傅斯年、陈钟凡家暂住。

谤积丘山,志吞江海。下开百劫,世负斯人!

65年过去了,陈独秀一生的是非功过应该更清楚了。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心目中的陈独秀及与陈独秀有关的一些事。

潘兰珍在友人帮助下,在重庆附近一家私人农场找到一份工作。四年以后,她又回到上海,从原籍南通老家接回寄养在友人家中的养女小凤共同生活,不幸患了子宫癌,于1949年11月去世。

首先要说的是他不讳与不屈的个性。

1947年6月,三儿子陈松年遵父亲遗嘱将他的灵柩从江津迁回安庆,陈独秀自1913年遭通缉逃离安庆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1937年秋乘船去武汉途经安庆时,不知为什么他却没有顺便回故乡看看,这一直是个谜。小小的民船载着灵柩到达安庆时,社会各界名流竟显出冷漠面孔,无人去江边迎接,更谈不上举行江津那样的葬仪了。陈的棺木先暂置于安庆西门太平寺,然后才安葬在城北十里铺乡叶家冲,与原配夫人高晓岚合冢安葬。陈独秀一生娶有4位妻子,有3位生育了儿女。发妻高晓岚生长子陈延年、长女陈玉莹、次子陈乔年、次女早夭,三子陈松年;二妻高君曼生女儿陈子美,儿子陈鹤年;四妻潘兰珍生女儿陈风仙,早夭。应该说,将他与高晓岚合葬是违背陈本人意愿的。陈与高的结合基本属于包办婚姻,由父母选择和定夺,更重要的是两人的志趣、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他后来携妻妹高君曼离家出走,并与之同居、结婚,遭到了家庭的强烈反对和社会非议,成为别人的笑柄。1930年高氏临终前在叶家冲购置了一块墓地,并嘱咐陈松年,死后要与陈独秀葬在一起。谁也分不清这是报复还是眷恋:不求生不同屋,但求死后同穴!

我从小在家就知道有这样一位舅祖父,一直到武汉才怀着崇敬的心情见到这位严肃的老人,目光炯炯,异于常人,平时不苟言笑,常常若有所思,只有知交相见,他才会侃侃而谈,直言不讳,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正如鲁迅说他:

陈独秀应有两个墓地,江津的陈墓原址远比安庆陈墓历史文化内涵丰富,文物价值要高。1989年江津县政府在原墓址照原样修复了陈独秀墓。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随后建造江津长江公路大桥南引道时,竟将陈墓推倒、铲平。可笑的是,几年后在被推平处又插了电线杆作为标记,据说是为了下一轮重建墓地,并打算立一尊陈独秀雕像。这与其说是在表达对死者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在迎合剧烈变迁的时代花脸。随着全球化浪潮的汹涌而至,还会有多少有形无形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底座被损毁?陈独秀墓园规划用地150亩,南北长380米,东西宽300米,第一期工程耗资120万元,如此奢华、浮躁、酸气,与死者清贫、孤寂、悲怆的一生和品性相去甚远,难道物质等级真的可以与精神境界相对称吗?一个杰出的思想者的灵魂注定得不到安宁。请看一看位于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冢,与其它墓冢并无特别之处,一百多年来并没有因马克思死后影响日隆而重修或扩建,一切均保持当年的原样,但并不妨碍马克思的精神高度和他的继承者来拜谒,这是对历史也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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